减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（下）

   减刑是平时追剧时经常会看到的剧情，比如某个角色被判了十年刑期，可是六七年后就出狱了，重新开始了新生活或者在江湖上又掀起一番风云巨浪。对于这个一忽而过的镜头，我们看过就算了，但对于减刑本身而言，背后却大有讲究。上一期，我们已经就减刑是怎么一回事、它是怎么操作等内容进行了释法析理，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余杭区检察院一起来了解减刑。

　　哪些罪犯减刑要从“严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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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减刑最主要的参数有两个：“考验时间”和“减刑幅度”。为便于理解两个参数的含义，先看下表格1：

　　表1中，横向按照刑种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列，纵向反映了各刑种的减刑历程。我们拿上期出现过的甲一举例。他犯故意伤害罪，被法院判了7年。甲一对应的是表格的第2列（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），他从入监之日起，至少服刑1年6个月才可以减刑，从入监之日到监狱提请法院减刑前的这段时间，就是考验时间。甲一在这段考验时间内，确有悔改表现的，可以减刑不超过9个月。当然，甲一如果还有立功、重大立功表现，最高可以减刑2年。这里说的9个月、2年，就是减刑幅度。甲一在第一次减刑后，要再次减刑，就要面临新一轮的考验，这次的考验时间是1年。为了有所区别，通常把第一次减刑的考验时间叫“起始时间”，把第二次及以后减刑的考验时间叫“间隔时间”。

　　如果说，减刑从宽是“减得快”“减得多”，那么，减刑从严就是“减得慢”“减得少”。具体“慢”多少、“少”多少，法律都有规定。

　　表1中：第4列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，如果有从严情形，那么他第一次减刑的考验时间就不是2年了，而是要增加到至少3年；第1列被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，以及第2列被判处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，如果有从严情形，那么他第一次减刑的考验时间就都要增加到至少2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考验时间的增加仅限于第一次减刑。这是“减得慢”。

　　“减得少”有两种。上面说到，甲一有立功、重大立功表现的，最高可以减刑2年，如果甲一又有从严情形的，那么他表现再好，最高就只能减刑1年。还有一种比较普遍，就是有从严情形的罪犯，每一次有期徒刑减刑的减刑幅度都要减少，比如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，减刑幅度就要少于9个月，可能8个月、7个月，也可能更少。

　　重点来了，到底哪些罪犯减刑要从严？请看表格2：

　　前三类俗称“三类罪犯”，对他们减刑从严，是国家为了杜绝社会反映强烈的“有权人”“有钱人”提前出狱等现象的重要法律举措。对于危害国家安全、实施恐怖活动、实施毒品犯罪的罪犯，通常社会危害极大，也要从严减刑。对于累犯，以及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，往往是屡教不改或者罪行严重而较难改造，不仅要从严减刑，还不能假释。第9类是指犯有两罪及以上，而且两罪以上都是重罪，也要从严减刑。

　　讲清楚第10类罪犯之前，先解释“财产性判项”。我国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，主刑最常见的就是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等，附加刑有四种，其中罚金、没收财产都是对犯罪人财产的剥夺，这两种都属于财产性判项。另外，财产性判项还包括罪犯承担的附带民事赔偿义务，追缴、责令退赔赃款赃物等。第10类罪犯就是明明有能力履行财产性判项，却拒不履行，这是对刑罚严肃性的挑战，也应当从严减刑。

　　所以，10类罪犯减刑要从严，包括社会反映强烈的“三类罪犯”，社会危害极大的危害国家安全、实施恐怖活动、实施毒品犯罪的罪犯，改造难度较大的累犯、严重暴力犯，有能力却不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罪犯等。

减刑，是奖励？还是权利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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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：上午，你收到银行发来的工资到账提醒短信，你这个月的工资增加了1000元。下午，单位财务找到你，说她因为工作失误，给你多发了1000元，请你把钱退回单位。这时你是什么心情呢？你还能像事情没发生一样，保持心态平和吗？

　　再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：同事旅游回来，给你带了两块巧克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到你的办公室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，还有其他同事没有分到，又向你要回了一块巧克力。这时你又是什么心情呢？比起一开始就只给你一块巧克力，你的正面情绪会不会少一点？

　　心理学上，将人们喜欢获得而害怕失去的心理，叫做“损失厌恶”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·卡尼曼将这个概念引入行为经济学，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，证实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，认为损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，如果有一个心理感受值的话，损失的负面感受值竟能达到收益的正面感受值的2倍以上。

　　卡尼曼建立了“损失厌恶”理论数学模型。横坐标左侧表示损失，右侧表示收益；纵坐标是人们的心理感受值。比较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曲线，后者明显更加陡峭，说明损失带来的负面感受比收益带来的正面感受更强烈。

　　我们先把这个理论放一放，回到减刑的话题。前面，我们都是在讲减刑在实操层面的内容。“减刑到底靠什么”，讲的是减刑的条件；“减刑到底怎么减”，讲的是减刑的程序；“谁能领取减刑‘优惠券’”和“哪些罪犯减刑要从‘严’”，讲的是减刑的“宽”与“严”。这次，我想带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减刑，说到底，是奖励？还是权利？

　　减刑到底是什么？减刑，究竟是国家给予改造表现良好的罪犯的一种奖励（奖励说），还是罪犯的法定权利（权利说）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减刑制度的研究者们一直争论不休。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在这里，我想从两个维度，启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。

　　当减刑年纪还小的时候，不叫“减刑”，而是叫“善行折减”。1817年，美国纽约州的一项法律最早对善行折减作出了规定。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，监狱当局可以对表现良好、服刑超过5年的罪犯实行减刑。随后，这一制度很快在美国各地得到推行。18、19世纪，“赏之效大于罚之效”的观念盛行，善行折减就是随着这股观念诞生的。可以说，善行折减制自始就是以一种奖励或者恩惠的面目出现的。

　　上面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谈。第二个维度就要用到开头讲的“损失厌恶”理论了。

　　下面要委屈你当一回罪犯。想象一下，你第一天来到监狱，狱警就跟你说：减刑是你的权利，希望你好好改造，只要达到减刑条件，就能减刑了。结果，你没有坚持到底，临近减刑时，犯了错误，减刑泡汤了。你肯定很痛苦，负面感受值立马飙升。

　　换一个场景。你第一天来到监狱，狱警这样跟你说：你要好好改造啊，减刑不是每个罪犯都能轮到的，你改造表现好了，国家奖励你，就会给你减刑。结果呢，你也是没有获得减刑。看到减刑释放的其他罪犯，你内心肯定也不好受。

　　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，后面的场景，你一开始就知道减刑是奖励，既然是奖励，就会有竞争，有竞争就有输赢啊，于是你对结果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，认识到没能减刑是因为自己输掉了跟其他罪犯之间的“比赛”，你也会痛苦，但是程度要轻很多。

　　前面的场景就不一样了，在你的意识里，你已经把减刑当成是自己应得的东西，最终没有减刑，给你的感受是，已经揣兜里的“减刑权利”被硬生生剥夺了，你当然更加痛苦了。

　　减刑最主要的作用是激励罪犯改造。引导罪犯认可“减刑是一种奖励”的理念，从而保持良好的改造心态，能避免大墙内积聚过多的负面情绪，影响监管改造安全。

　　所以，总结一下，从减刑的起源，以及人们普遍具有的“损失厌恶”心理方面分析，奖励说更有说服力，也更有实践价值。